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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老师体格健壮，黑红黑红的脸上总是带着笑，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印象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阳光青年。罗老师田径球类方面的运动样样精通，特别是乒乓球打得特棒。他是当时我们一群男生心目中的榜样。我们上小学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乒乓球崛起称雄世界的年代，乒乓球运动在小学里很风行。操场的尽头砌了四张水泥球台，课间时总是排满了学生。全校只有一张木乒乓球台，一般在校级乒乓球比赛时才用，在木台上打上一场球是一件奢侈的事。周日休息时罗老师往往会约上我们几个球打得好一些的同学，找一间大一点的教室，把课桌椅堆在旁边，架起木乒乓台，乒乒乓乓地打上半天。罗老师的乒乓球打得很好，特别是正手攻球十分凌厉，锐不可当。罗老师是一个十足的乒乓球迷，他对当时的乒乓球运动员们以及各人的球技和战术特点都十分熟悉。庄则栋，李富荣不用说了，就连女队的李赫男，梁丽珍等队员他也能一套一套说上半天，一点不亚于当今年轻人对NBA的痴迷程度。罗老师还向我们特别推荐乒乓名将徐寅生写的一篇文章《关于如何打乒乓球—徐寅生1964年对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员的讲话》。在这篇文章中徐寅生谈了如何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打乒乓球，人民日报六五年一月十七日全文登载了这篇文章。

罗老师的粉笔黑板画堪称一绝。一只粉笔拿在他手上，寥寥数笔，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或动物形象就出现在黑板上。他给我们上图画课，我们都想把他的绝活尽快学到手。可罗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愣是什么也不让画，尽让我们画各种各样的线条。他给我们解释说，再复杂的画都是由一些基本线条构成，把各种各样的线条画好，把基本功打好，画图就不难了。按照罗老师的方法，我们果然有收获有进步。

罗老师来自农村，家境贫寒。他住在学校堆放体育用品的仓库的外间里，小屋仅有五、六平米只够放一张床和一张写字台。就这样还算是学校照顾他的，因为全校只有罗老师住着由学校“分配”的“宿舍”。

我当时是少先队大队委员，俗称“三条杠”，所以和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罗老师比较接近。有一年暑假里的一天，罗老师说要请我去看电影，我很高兴跟着他去了曙光电影院。曙光电影院是南京市的第一家宽银幕电影院，设备条件很好，但暑期中老电影对老师和学生也就五分钱一张票。那天人比较多，售票处前挤满了人。罗老师挤进人群不一会又匆匆挤出来，他满脸是汗，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：“算了，我们还是别看了，回去吧。”我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奇怪地看着他。罗老师嘴里嘟囔着：“太贵了，算了。”我看了看票价牌，两角五一张票，那天不卖学生票。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两角钱的差价对罗老师意味着什么，既然他说不看了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他看我白跑一趟有点不过意，在路边买了一根三分钱的冰棒一定要我吃。后来我知道那时一般一天的菜金也就是两、三角钱，看一场电影要花掉一、两天的菜钱，是贵了一些。

文革开始后我们荒废在家，很少去学校。听说罗老师起来造反，后来又进了领导班子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，相当于学校的副校长。七零年的一天，我在放学的路上看见了罗老师带了一队小学生，我当时已进了中学。罗老师没什么变化，仍然是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，黑红黑红的脸上带着笑。我向走近了的罗老师打了个招呼，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很快认出了我。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哟，长高了，认不出来了。”说完随着队伍匆匆而去。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罗老师。几年后我从一个小学同学那里听说罗老师自杀了。

我的这个小学同学分配在我们小学的一个邻校工作，因为同属一个系统，所以他对罗老师的情况比较了解。七零、七一年时，罗老师在“深挖五一六”运动中被打成了“五一六”，关在他住的那间小屋里，失去了自由。南京的“深挖五一六”运动是当时主政江苏的许司令的“两挖”杰作之一，另一挖为“挖煤”。许司令在文革初期就有“好人不造反，造反无好人”的名言。在“深挖五一六”运动中，文革初期的“造反派”几乎都被打成了“五一六份子”，运动还莫名其妙地扩大到许多无辜百姓的头上，南京当时有顺口溜“五一六，家家有，不是亲，就是友。”罗老师被关押审查了半年多，工宣队军宣队实在查不出他的什么罪行，决定“解放”罗老师。七一年的某天中午，工宣队军宣队的代表找罗老师谈话说是下午开大会要他参加，他们没有对罗老师说开会的内容。罗老师不知底细，以为大祸临头，用一根跳绳把自己勒死在床前。

罗老师的死令人唏嘘不已。是什么样的压力使他选择了这条绝路？或许他当时已精神崩溃？如果他能再坚持一下，如果有谁事先给他报个信，如果...，可这些都是“如果”，悲剧还是发生了。罗老师去世时不到三十岁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没查到南京在“深挖五一六”运动中被整死的人数，我估计在数百人以致上千人，罗老师是其中的一个。

在我的这个系列故事里我一般不写人的真名，可对罗老师我决定要写出他的真名。

罗老师的名字是罗伟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