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略修正和改变，迟早是要发生的。赶超战略是着眼未来，是要牺牲眼前利益的。那么，这个耕耘和收获的线划在哪里合适，却很难被精确估算。老一代的领导人去世，特别是毛泽东的死，注定会成为一个战略转折点。因为毛在世的时候，为了保护这个战略，把政治运用推到了极限。除了他本人，后来者无论是继续或转弯，都已经没有多少余地。后来者又不得不改变，而推动改变阻力最小的办法，就是把毛泽东否定掉。
华国锋显然不谙此道。但华也有难处，他据说是拿着主席的“纸条子”上台的。所以他干得好是毛泽东的余泽，做不好是他自己的无能。他不知道哪里有钱，不知道如何收买官心民心。或者说，他没注意百姓急于喘口气的需求，也低估了官员阶层的贪婪和迫切度。官员要为将子孙们推为贵族积聚财富，百姓也要将自己一辈子的奋斗转化为子孙相对的轻松生活。他口号上喊着两个凡是，经济上局限地沿着四三方案的路线向前走，给了官员们一个错误信号。就是他不准备马上兑现，还在开远期的空头支票。官员们等不及了，几上几下的经历也让他们不敢再等。
华国锋下台是不可避免的。一句话，他没有向“党和人民”交待清楚，跟着你走，到底能有多少好处？相反，邓小平更合适做遗产继承人。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个赶超战略的制定人之一，建国以来，一直是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具体执行的干将。他对这么多年都干了什么，储蓄积累都在什么地方，哪里有潜力可以挖出钱来收买官员，比任何人，甚至比当年的毛周，都更清楚。他所要做的，就是顺水推舟，再把前任都否定掉，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。
小平同志“人才难得，政治思想强”。确实有一个合格政治家必须有的素质。否定毛，哪怕是部分否定，对内战略改变可以减轻阻力，对外开放，让帝国主义们有个台阶下，也有好处的。只要对自己的执政有好处，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做。对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果，用一句“到了崩溃的边缘”就全部占为己有了。毛泽东生前说“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，他跟我一样。。。”我们是看到了邓和毛政治上一样“厚道”的一面。
不过，中国人应该庆幸有邓小平这么一位成熟老练的内行政治家，来继续国家工业化的历程。他主持了从基础和积累阶段，向全面扩散和提高阶段的转变。他完成了中国经济打破封锁逐鹿世界的历史任务。中国的工业化道路，从1953年一五计划算起，到2005年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宣告完成。邓小平基本上参与了全过程，而且在每个阶段都有重要贡献。他维持了平稳过渡，没有出现在恶性瓜分国有资产中的浪费和毁损。继承前任的水平如何，对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表现，就一清二楚了。毕竟是自己参与种出来的麦子，每一个麦穗都收得很干净。
他实际上把毛泽东的政治遗产，全盘继承了。只是采用的是相对否定的方式引起诸多争议。其实是肯定还是否定，完全看哪个更有利，只是个技术问题。他并无法和毛在政治上完全切割，政治上去否定毛，其实是为他从经济上和毛时代切割作掩护。是一种另类的“抓革命促生产”。毛泽东曾说过：小平举重若轻，善于决断。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，决心下得太快。相对于什么“钢铁公司”，“绵里藏针”，“举重若轻”是对邓小平更好的概括。相对于“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”玩笑式的举重若轻，“文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”就轻佻无边了。用了个“洋跃进”的莫须有罪名，就把华国锋很随便地就否定了。华国锋将四三方案从五十亿扩大到一百亿时也许他没赶上，但从一百亿到一百五十亿时小平同志可是参会举手同意过的。后来共用了两百亿，项目也都实现了。大炮筒子胡耀邦都说不能怪到华国锋头上。
1979年实际掌权后，邓小平的举重若轻施政风格更炉火纯青。他能这样做，是因为他掌握了建国三十年来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，更是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机。首先，他有现钱。文革十年，平均货币发行量年增长在6.5%，低于工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。现代经济学普遍认为货币发行应该超过经济增长速度，低度的通货膨胀能促进经济增长。通货膨胀的拉动效应虽然有限，但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的危害，却是会成倍放大的。文革中由于政治压力大，这根红线没人敢碰，只求无过不求有功。通货紧缩现象明显。华国锋当政三年，说他搞洋跃进，年均增长率也不超过10%。十几年下来有一大笔亏空，或者说储存了加印钞票的空间。邓小平看到这一点，就像钱堆在桌面上无人领一样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；给官员职工加薪；右派补发工资；老干部安置知青回城等，钱都从中来。1980年货币发行量一跃增长24%，然后三年保持20%以上增长，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现象。到1984年，变本加厉增发39%，老本终于被吃光了，85年始通货恶性膨胀。华国锋应悔有眼无珠坐失良机，邓小平顺手摘桃完成了第一步收买人心工作。
更让邓小平游刃有余的是，困扰中国多年的吃饭问题正好解决了。其实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受耕地面积限制。1968年的总产量比1949年翻了一番，勉强打败了人口增长。1979年是个大丰收年，产量也就比1952年翻了一番，算起来还超不过人口增长率。但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问题核心，在于靠天吃饭产量不稳定，容易出现饥荒。自70年代后期，中国的粮食产量就基本稳定下来，而且是稳中有增，没有了后顾之忧。这靠的是农业生产工业化，与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时间高度重合，也与化纤织物进入市场的时间重合。中国的化肥施用量，仅从1977年到1980年的三年时间，就翻了一番，由此可见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，在那个年代发生了根本的革命。
化肥施用量突增是和四三方案中的大化肥项目都在77年到79年投产有关，但中国的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从70年代初就开始了。大批的农业机械，如手扶拖拉机，插秧机，收割机，抽水机等纷纷生产出来。70年代农民进城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买些布头火柴的，而是要买机器零件柴油农药等。到了70年代末更是到处找关系批条子买化肥，还只要尿素不要氨水。同样的号称“第一次绿色革命”的进程，在印度等比中国发生的要早五到十年。但印度早期的机械化肥农药，大部分靠进口或援助，投入产出效果远不如中国。在使用化肥农药过程中农民的事故死亡率高得离奇。
中国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农村也有农药中毒猛增现象。大部分并不是使用失误，而是农药普及后，成为家庭纠纷（婆媳吵架等）的最方便自杀手段（中国医学界还迅速成为了有机磷农药中毒抢救的世界权威）。中国为什么能始终保持很高的农业生产率，并在条件成熟后平稳地过渡到农业生产方式工业化？这是因为中国为此作了长期坚持不懈地细致工作。除了不断地农田水利建设外，中国县级农机站网络的建设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，1962年决定在县区级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，并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机械、植保、畜牧、配种的专业技术站；1974年国务院号召建立从县办农科所、公社办农科站到大队办农科队、小队办实验小组的“四级农科网”，全国至上而下的、政府包办的、行政命令主导推动的公营性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从此建立起来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物资提供固然是基础，技术服务、科学普及、农民培训等一样重要。知识青年在其中也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。七十年代初，我所在的县一年办四次农机培训班，除了必须来的生产队长，其余大半是知青。早期国产的农机质量很差，一半时间用一半时间修的常见。知青天然承担起修理工职责。知青回城后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化肥农药乱用现象猛增。虽然问题多多，但一个一个地被解决。到了八十年代中国的聚乙烯工程大批投产，农业生产中地膜大棚等运用迅速普及。中国的农业彻底走出靠天吃饭的阶段。
几十年的努力，终于水到渠成。小平同志举重若轻地说这些都是改革生产关系：“包产到户”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成果。再次展现了他“抓革命促生产”的深厚功力。农民感觉日子好过了，根子在当时工业已经可以自我积累，不需要再靠剪刀差来剥削农业。农副产品收购价的提高，是实实在在的实惠。工业化可以为农业提供强大的生产力，但农业的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。农业生产很快就对国民经济没有多大影响，而农业税的收入逐步降低到国家财政岁入的百分之一以下，税款都不足征收成本了。
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体制改革，并不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，而是是在粮食问题已经无忧的前提下，才有信心胆量动手改变的。解散农村集体化组织，固然因为不再需要强制统收统购的考虑，但农村社会被放任自流也是现状。以前农村的集体组织承担了许多社会福利责任，而这些责任在今天的条件下已经变得非常昂贵。政社分开，就避免了这些责任被转化成财政负担的可能性，也算是一种政治远见。这种改革讲明了是去迁就农村落后的生产力。但政治上也许有更深的战略意图，分田到户，打着“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”的旗号。那自然可以联想到下一步是不是把国有工商企业也分了？其中“抓革命”分量似乎要大于“促生产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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