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了第二年柳絮儿扬花的季节，丰年病了，一下子就病得气息奄奄的，是那种剧烈的呕吐拉稀，劳工队里的十好几个工友也一起病倒了，同样的症候，也都是没白没黑地拉吐，后来来了个穿白大褂、带口罩的日本人，他站在的棚子门口处，远远地往里面望了一眼躺在床上的那些人，皱着眉扭头跟中队长说了声“虎烈拉（霍乱）”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
中队长闻言色变，下令立即查封棚子，日本兵们如临大敌一般，他们先用草绳子把整个窝棚给围住，随后持枪日夜把守窝棚，不准任何人进出，再后来，他们在棚子的四周围架起了不少的柴草堆，还拿来了几只汽油桶，看样子他们是想要连人带棚子一块烧掉。
丰年、福生等病得严重的人已经拉了三天三夜，拉得快虚脱，这会儿他们躺在铺上只能仰望着天棚死死地发呆，连哭出声的力气都没剩下，心里想着很快就要这么悄没声地死去，这下子再也朝不见爹娘的面了，这个世界虽然很黑暗，活着尽管很艰难，可是，人世间走一遭竟落得这样的下场，还是这样子惨烈地离开啊。
他们不停地流泪哀叹，而十几个没染上病的或者病症轻一点的男人则发疯似地哭成一堆，男人那绝望的哭声比起女人凄厉的嘶喊声来更令人心碎。
劳工们的内心被巨大的恐惧和绝望给塞满了，后来，他们哭不出声了，心里反倒渐渐平静了下来，变得像一团死灰，于是他们就干脆坐等受死，因为于他们来说，死亡此时已经变得不那么可怕了，而等待死亡的过程却变得格外漫长、格外让人焦躁不安。
日夜依旧在静悄悄地轮替，死寂般的长夜过后又迎来了黑暗的白昼。可谁想，又这样干耗了两天多，天可怜见，求生的欲望是如此强烈，丰年他们的病竟奇迹般地好转起来，中队长见棚子里的人没死成，又渐渐还阳了，他便让人在窝棚内外撒了些消毒水跟石灰，又等了两天，他看看再没什么传染的危险了，这才下令撤走了看守的士兵、搬走了那些柴火堆。
死罪逃过，活罪难免。这天，他们又去码头装货，都是些沉重的木箱子，丰年没小心被地上的树根给绊了一跤，箱子咣啷一下摔出去老远，里面撒出些白色粉末来。丰年正吓得不知所措之际，老张头过来瞧了瞧，见箱子没摔碎，便拍拍丰年的肩头，小声道：“好样的，接着干。”
老张四下瞅瞅身边没有日本人，就故意把手里搬着的箱子也往地上摔，后来大伙听说了，全都偷偷摔起箱子来，那些箱子倒结实，摔也摔不散，外面看不出什么毛病，可里面的瓶瓶罐罐却被摔破了不少，遇上里面有盛着液体的瓶子碎了，日本人就算发现了也找不出是谁干的，一大摞箱子码成了垛，要想找出哪个在漏还真不容易，气得中队长一个劲儿地臭骂刘彪子，还拿脚踢他、打他耳刮子，刘彪子受了委屈就又返过头来臭骂劳工们，却拿他们没办法。劳工们表面上不做声，心里却悄悄高兴，回头接着搞破坏，有那纸袋子盛着的货物，他们便用手给抠开个大点儿的窟窿，走道时还颠啊颠地，故意多抛撒一些，有一次装运的是牙膏粉，被劳工们撒出来的粉末弄得空气里满是薄荷的清香味道。
可是，这次日本人不打也没骂，大伙心里反倒惴惴不安了起来，终于，几天后的一个早晨，上工前中队长命令所有的劳工们都在大操场上集合。劳工们老老实实地站成排，看着荷枪实弹守在四周的日本兵，心里生出不祥的预感来。
果然，俩日本兵架过来一个人，那人耷拉着脑袋，四肢无力地低垂着，但看样子他年岁不大。当日本人把他捆绑在前台子上的长凳上时，大伙这才震惊地发现，原来是福生那孩子哦，就全都吓得心慌意乱，低下头来不敢正视他了。
那俩日本兵轮番重重地棒打福生，福生开始还能叫唤两声，很快他便没了声响。中队长指着福生的尸体训话：凡是逃跑的，一概统统打死。
就这样，丰年在惶恐中过了些日子，可有一天早晨，他睁开眼突然发现，日本鬼子突然全都不见了，连二鬼子也不见了。
“日本人投降了”，“青岛光复了”。
这消息来得太突然，劳工们高兴得抱头痛哭起来，丰年掩面哭了一阵子，心里忽然明白了，他撒腿就往东南方向跑，跑啊跑，一直跑了两天两夜，鞋子都跑丢了，这才跑回家见到了爹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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